以安排治疗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张淑琴问，“治疗好了，这件事就过去了？打人的警察受个处分，换个地方继续上班？我儿子身上的伤好了，心里的伤也能好吗？他尿裤子了，警官，他28岁，是个医生，在女厕所里被你们的人打得尿裤子了。你说，这能过去吗？”
年轻警察想说什么，被督察长制止。年长的警察深深吸了口气：“我理解你们的感受。那你们想怎么处理？”
“法律怎么规定，就怎么处理。”张淑琴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三年前抓小偷，法律给了我说法。现在，我也要一个说法。不是私了，不是调解，是法律的说法。”
“走法律程序，你们需要证据。虽然监控拍到了部分情况，但厕所里没有监控，很难证明具体发生了什么。”年轻警察说。
“我儿子身上的伤是证据，诊断书是证据，他精神受创是证据。”张淑琴盯着他，“还有，我有人证。”
“人证？”
“那个送外卖的小伙子，他录了像。”张淑琴拿出自己的旧手机，点开一个视频。画面里，陈警官拖拽着她，羽绒服在粗糙的地面上摩擦，白羽乱飞。视频有声音，能清楚听到陈警官说“在这里，老子就是程序”。
督察长的脸色变了。
“这视频哪来的？”
“那个外卖员送来的，他姓赵，22岁，说看不过去。”张淑琴关掉视频，“还有，我联系了律师。我们不会私了，不会调解，我们要起诉。”
病房里再次陷入沉默。窗外的雪还在下，把世界染成一片刺眼的白。
2023年6月，案件一审开庭。法庭里坐满了人，有记者，有市民，有穿制服的警察，也有穿白大褂的医生。张淑琴和李正阳坐在原告席，母子俩都瘦了不少，但背挺得笔直。
被告席上，陈警官穿着便装，脸色晦暗。两个辅警坐在他旁边，低着头。
公诉人陈述案件，出示证据：医院诊断书、伤情鉴定、现场视频、外卖员小赵的证言。当女厕所里发生的事被详细描述时，旁听席上一片哗然。有记者快速记录，有市民摇头叹息，有几个年轻警察别过脸去。
陈警官的律师辩称，当时防疫压力大，当事人不配合工作，民警执法过程中情绪激动，行为确有不当，但属“执法过当”，并非故意伤害。且案发后，陈某有悔罪表现，愿意赔偿，希望从轻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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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正阳的代理律师，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女律师，起身反驳：“压力大不是施暴的理由，情绪激动不是伤害他人的借口。我的当事人是医生，在疫情最严重时坚守岗位，每天工作十几小时，他压力大不大？他情绪激动不激动？但他从未因此伤害过任何患者，因为他的职业要求他控制情绪，因为法律要求他尊重生命。”
她走到法庭中央，面向法官：“执法者本应是法律的守护者，但如果执法者自己践踏法律，谁还能相信法律？如果穿制服的人可以任意施暴，普通百姓的安全感从何而来？这起案件，不仅是一起伤害案，更是对公权力的拷问：在非常时期，执法边界在哪里？公民权利底线在哪里？”
陈警官突然站起来：“法官，我当时我当时是一时糊涂。防疫任务重，每天面对那么多不配合的人，我我失控了。我道歉，我愿意赔偿，多少都行。”
“道歉？”张淑琴站起来，她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晰，“你道歉，我儿子受的伤害就能消失吗？你赔偿，他心里的阴影就能抹去吗？陈警官，我儿子是医生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在急诊科连续工作三十八小时，抢救了七个人。他回家时，累得在门口就睡着了。我问过他怕不怕，他说怕，但那是他的工作。你们的工作是什么？是保护百姓，还是在百姓害怕时，让他们更害怕？”
法庭一片寂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