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李女士手术前那段时间，你们之间……”
会议室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
陈建国终于抬起头，双眼红肿，嘴唇颤抖着：“是我……都是我的错……”
在医生和李秀兰的注视下，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终于崩溃了。原来，在他四处“找工作”的那些夜晚，并非都是真的在工作。巨大的经济压力、对儿子的愧疚、对生活的无力感，让他一次次走进那些幽暗的巷子，用最廉价的方式寻求暂时的逃避。
“我感染后……也不知道……后来和秀兰……有一次……”他断断续续地交代着，声音越来越小。
李秀兰的脸色从震惊转为苍白，最后变成死灰。她想起那个夜晚，丈夫难得早回家，浑身酒气，却异常温柔。那时儿子刚做完透析，疲惫地睡着了，她自己也累得几乎没有力气拒绝。
“窗口期……”赵医生叹息道，“您正是在那段时间感染的，术前检测没能查出来，而手术又将病毒传给了您儿子。”
真相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将李秀兰的心切成碎片。她用生命换来的肾，不仅没能拯救儿子，反而把死神带给了他。
病房里，陈志刚还不知道这一切。他虚弱地问：“妈，医生说我什么时候能出院？”
李秀兰强装笑脸：“快了，等烧退了就好了。”
转过身，她的眼泪无声滑落。
陈建国跪在妻子面前，额头抵着冰冷的地板：“秀兰，杀了我吧，是我害了你们……”
李秀兰没有回答，只是望着窗外。春天已经来了，樱花在枝头绽放，可她的世界却进入了永恒的冬天。
赵医生为他们联系了疾控中心和艾滋专科医院。一家三口开始了漫长的抗病毒治疗之路。药物副作用让他们时常恶心、头晕，但李秀兰坚持按时服药。
“志刚需要我，”她对医生说，“至少，我要活得比他久一点。”
陈建国主动去了工地，这次是真的。他把所有工资都交给妻子，自己只留最低的生活费。每天晚上，他默默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，不靠近，只是守着。
陈志刚最终还是知道了真相。他没有像母亲那样崩溃，只是长时间望着天花板，然后轻声说：“妈，我不怪你，也不怪爸。”
“可你应该怪我们！”李秀兰终于忍不住痛哭，“是妈妈害了你啊！”
“不，”陈志刚握住母亲的手，“是你给了我两次生命。第一次是生下我，第二次是愿意为我捐肾。至于第三次……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。”
社区里，流言蜚语像野火一样蔓延。有人同情，有人避之不及，也有人恶语相向。李秀兰辞去了食堂的工作，因为老板委婉地表示“顾客有意见”。
但也有一些改变正在发生。赵医生将他们的案例匿名处理后，向医院提出了加强器官捐献者病毒检测流程的建议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，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。
一天，李秀兰在等待取药时，遇到了一位同样感染hiv的年轻母亲。她们聊了很久，关于孩子，关于未来，关于如何带着病痛活下去。
“至少我们不是一个人。”那位母亲说。
李秀兰点点头，心里有什么东西悄然松动。
陈志刚的身体在药物控制下逐渐稳定，虽然终身需要服用抗病毒药物和抗排斥药物，但他开始重新规划人生。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艾滋感染者互助小组，开始学习心理咨询课程。
“我想帮助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。”他说。
陈建国的话越来越少，但他开始参加感染者家属支持小组。第一次分享时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是个罪人……但我想赎罪……”
组长拍了拍他的肩：“这里不论对错，只谈如何向前走。”
一年后的春天，樱花再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