照片泛黄，里面的人都穿着九十年代的衣服。一个男人，一个年轻些的王翠芬，还有个十几岁的男孩。
“你一个人住？”李建国问，话出口才意识到这问题有多不合适。
王翠芬没生气。“儿子在美国，”她说，语气平淡，“七年没回来了。”
“那这些”李建国环顾堆积如山的杂物。
“都是他的东西，”王翠芬说，“小时候的玩具，课本，奖状。还有我老伴的他三年前走的。”
她顿了顿：“我一直想收拾，但不知道从哪儿开始。”
李建国突然明白了这灰尘的来源。不是懒惰，而是无从下手的悲伤。每一件物品都连着一段记忆，移动它们就像撕开愈合不好的伤疤。
他的呼吸稍微顺畅了些，药片开始起作用。但另一个问题浮现了：现在怎么办？
“你应该报警。”李建国说，连自己都惊讶于这话的真诚。
王翠芬看着他。在昏暗的光线下，她看起来非常疲惫。
“你为什么要偷东西？”她问。
李建国沉默了。真实答案很俗套：失业，网贷，母亲住院。但说出来就像找借口，而他今晚已经够可悲了——一个被灰尘打败的贼。
“缺钱。”他最终说。
王翠芬点点头，好像这解释足够了。她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望向外面沉睡的小区。李建国看到她的背影微微佝偻，碎花睡衣在晨光初现的灰白中显得格外单薄。
“我儿子以前也犯过错，”她突然说，声音很轻，“偷了邻居的自行车。十六岁，想和同学去郊区玩。”
李建国没说话，等她说下去。
“我和他爸带着他去道歉，赔钱。那邻居说算了，孩子嘛。”王翠芬转过身，“但他爸坚持要赔，还要他暑假打工还钱。他说，小错不管，大错就来。”
她看着李建国：“你现在就是大错了。”
李建国低下头。是的，非法侵入，盗窃未遂。够刑事立案了。
“但有时候，”王翠芬继续说，“人只是需要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”
她走回桌前，拉开抽屉。李建国紧张起来，以为她要拿电话。但她取出的是一本旧相册。
“我老伴最后那段时间，每天都在整理这些照片，”她翻开相册，手电筒的光照亮了一张张笑脸，“他说，人活一辈子，最后就剩下这些。”
她合上相册，直视李建国：“你走吧。”
李建国愣住了。
“浴室窗户还能出去，”王翠芬说，“趁天还没完全亮。”
“可是”
“没有可是，”王翠芬声音坚决，“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李建国点头，急切得像个接到赦免令的死囚。
“找份正经工作，”她说，“还有，给你妈打电话。不管你是因为什么走到这一步，她肯定想听到你的声音。”
李建国猛地抬头，他怎么知道母亲的事？随即他意识到，刚才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他站起来，双腿发麻。过敏症状基本消退，只剩下疲倦和一种奇异的清明。
“谢谢，”他说，然后补充，“对不起。”
王翠芬摆摆手，指向浴室方向。
李建国转身，但在门口停下。“需要我帮忙收拾吗？作为补偿。”
王翠芬笑了，这是今晚她第一次笑。“下次吧，”她说，“如果你真想帮忙，下周日来。我请你吃饭，然后我们一起整理这些。”
这不是客套，李建国能感觉到。这是一个邀约，一份信任，一个重新开始的承诺。
“我会来的，”他说，“一定。”
他从浴室窗户爬出去时，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。晨风清凉，带着城市苏醒的气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没有打喷嚏。
站在楼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