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点希望：全身九处骨折，包括脊柱和多处肋骨，内脏受损，未来能否重新站起来都是未知数。巨额的医疗费用清单，像一张催命符，贴在了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墙上。
李建国翻出所有积蓄，借遍了亲戚邻里，仍是杯水车薪。昂贵的进口止痛泵用不起了，只能换成最便宜的口服止疼片。药效过去的时候，李锐疼得浑身冷汗，牙齿打颤，却怕父亲担心，死死咬着被角不发出声音。
走投无路的李建国，颤抖着拨通了儿子所在保安公司经理的电话。他卑躬屈膝，近乎哀求地说明情况，希望公司能看在李锐是因公受伤、见义勇为的份上，承担部分医疗费用。
电话那头，是公事公办的冷漠：“李师傅，李锐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，超出了保安职责范围。公司对此表示同情，但按规定无法承担责任。而且，他因伤无法到岗，公司已经按照流程……解除劳动合同了。相关补偿，会按最低标准结算。”
“解……解除合同？”李建国如遭雷击，拿着电话的手抖得厉害，“经理，我儿子是为了救人啊！他差点把命都丢了！你们怎么能……”
回应他的，只有冰冷的忙音。
最后一丝希望，似乎只能寄托在被救者一家身上了。李建国辗转要到了女孩家的电话，鼓起勇气拨通。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，甚至带着讨好：“喂，是……是xx的家长吗？我是李锐的父亲，就是医院那个保安……我儿子醒了，第一句就是问您女儿好不好……我们不要钱，真的，不要赔偿！只求您们能出来做个证，帮我儿子申请个见义勇为基金，或者……或者就跟单位、跟媒体说一句，我儿子是救人负伤的，行吗？这对他很重要……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是一个中年女人冰冷尖利的声音，像淬了毒的针，扎进李建国的耳朵里：“证明？有什么好证明的？那是你儿子自己愿意扑上来的，我们让他救了吗？我女儿现在精神受了很大刺激，以后要是留下什么后遗症，我们还得找你们负责呢！别再打电话来了！”
“哐当！”电话被狠狠挂断。
李建国握着话筒，僵在原地，浑身的血液都凉透了。他慢慢转过身，看着病床上因为疼痛而眉头紧锁的儿子，那双曾经明亮、充满朝气的眼睛此刻盛满了虚弱和困惑，以及看到父亲瞬间惨白的脸色后，涌上的深深自责。
“爸……是不是……又花钱了？对不起……我……”李锐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李建国猛地背过身，用粗糙的手掌狠狠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，再转回来时，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：“没……没有的事。你好好的，爸就高兴。钱的事，爸再想办法。”
办法在哪里？尊严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撞得头破血流。李锐的伤势反复，费用告急。邻居看不过眼，偷偷给本地一家以犀利着称的都市报热线打了电话。
记者王薇，一个三十多岁、眼光锐利的女人，带着摄影师来到了病房。她没有被李建国的悲情叙述和李锐的伤痛表象轻易打动，而是冷静地走访了事发医院，调取了部分现场记录（在得到院方有限配合下），采访了当时在场的几位医护人员和目击者。她笔下勾勒出的，不仅仅是一个英雄救人的简单故事，而是一幅令人窒息的现实群像图：
医院领导：表态模糊，强调已尽人道主义关怀，但后续责任认定需依规进行。
保安公司代表：西装革履，笑容标准，重复着“个人行为”、“按规定处理”的套话。
围观者回忆：七嘴八舌，有的赞叹小伙子的勇敢，有的唏嘘女孩的冲动，更多是对那惊险一幕的后怕。
病友及家属：对李锐父子的遭遇表示同情，私下议论着被救者一家的“没良心”，但面对镜头大多选择沉默。
女孩家紧闭的房门